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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平当警察

  王树馨


发布时间:2016-06-22


  一、接受任务

  我原名叫王广全,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徐召王庄一个中农家庭。1940年,我在村里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初,安平县城工部长韩绍光和村党支部书记王庆辉,动员我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征得我同意后,他们又做通了我母亲的思想工作。同年3月的一天,我步行30多里到了安国县的一个村庄,在一座破庙里找到了冀中城工部的领导老刘同志。老刘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当我谈到我有一个哥哥在北平当小学教员时,他很满意地说:"这太好啦,你去北平可以先住你哥哥那里"。接着,他向我布置了任务:"你到北平的重要任务是多交朋友,发展地下关系和党员,为准备解放城市,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积蓄力量"。他又把到北平后找地下党的联络地点及接头暗号告诉我了,并叫我记牢。为了安全起见,给我改名叫王树馨。老刘最后嘱咐道:"你到北平后实行单线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组织,万一被捕不准出卖同志、组织,这些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完,他用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当即表示:"请领导放心,我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一定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办"。
  三天以后,我坐火车到了北平,乘人力车到了北长街小学找到了我哥哥王广仁。他感到很突然,问我:""你怎么来啦?"我用事先准备好的借口说:"家里很长时间见不到你的信,妈不放心,叫我来看你"。这话果然见效,使他信以为真。但时间一长他便产生了怀疑,几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总是找些借口不走。哥哥对我在农村做抗日工作是有所耳闻的,因此他也猜到我来北平是有任务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就这样我长期住了下来。      
  我来北平后急于找到地下党接关系,因为冀中城工部老刘同志向我交待过:"去北平万一接不上关系,不要着急,我会另派人去和你联系的。"所以我一直考虑能不能接上关系。因此,我到北平后的第三天,按照指示的联络地点,找到了廊房二条一个西装店,见店里有几个人等着做西服,还有一个伪军官,所以我看了一下就出来了。过了一天,我又在中午去西装店,只有一个高个子店员在裁服装,正是我要见的人。按照规定的暗号,我说:"师傅,我找弓三水先生。"对方警惕地问:"你从哪来?"答:"从老家来"。对方又问:"有什么事?"答:"给带些东西要当面交给他"。联络暗号对准了,对方和蔼地说:"弓先生不在,你晚上七点钟再来好吗?"晚上我准时到了西装店,高个子店员带我找到一个住家户,也是店里的库房,见到一位大高个儿,高颧骨、40多岁的人。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是小王同志吧?一路上辛苦了。"他又自我介绍道:"我姓张,叫我老张好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叫张川泽,西装店是冀中城工部的一个联络站。我问"今后工作如何开展?"老张说:"先不着急,来日方长,我来北平时间也不太长,上级会有部署的。"老张又问我来京吃住有没有问题。我答道:"我哥哥在北长街小学当教员,吃住都在学校。"老张满意地说:"这好,我们派来北平的人基本上都是投亲靠友,这样就能站住脚了。"最后他说:"今后由我直接和你单线联系。"并规定了下次接头的时间地点。和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二、打入伪警察局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我住在学校,总不是长久之计,学校教员长期养一个吃闲饭的人,经济上确实也够紧张的。针对这些情况,我向老张汇报后,他也认为是个实际问题。我们多次研究,最好是找个公开的职业。找什么工作呢?这时,我看到报纸上登着伪警察局招考警察的广告,和老张商量,组织上决定叫我去报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参加报名考试,没有想到还真的被录取了。但是去与不去,我又增加了新的顾虑,一怕亲属和老乡们说我给敌人做事不光彩,二怕不了解情况的同志说我不革命投敌了。于是我向老张说明了这些想法。他说道:同志,这是革命的需要,是组织的决定。我们要解放大城市,对北平的军、警、宪敌伪机关就要打进去、拉出来,扩大我党、我军力量,到时里应外合,这是上级党的战略部署,而且不少同志已经这样做了,这次机会难得,不要犹豫。"当时这些道理我还懂得很少,但经过党组织的谆谆教导,打消了我的顾虑,坚定了我打入伪警察局的信心。
  受训五个多月,我被分配到外四分局当了警察。开始在牛街口、菜市口当交通警,后又到第二所、第十九所、第五所当户籍警察,还升了个二等警。当时老张交给我的主要任务,第一是给出入北平的地工同志办理良民证(当时日伪统治时期叫良民证,国民党统治时期叫国民身份证。没有这个证件等于"黑人")。第二是掩护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给找住房、报户口,保证领导同志的安全。第三是多交工人和劳动人民中的朋友,发展地下关系和党员。张川驿同志最后说:"这些任务很重要,对我党的作用甚大,党相信你是能够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
  从1944年开始被派来北平的地工人员逐渐增多,老张就非常忙了。经研究规定:他仍然直接领导我,遇有要事他亲自找我,平时他派联络员和我联系。开始是一位姓耿的同志,后换一位姓李的同志,最后是韩永。这时我已到第二警察所当户籍警了。每次他们找我联系都是到所里去把我叫出来接头,但有时我不在,值班警察就问这问那,这样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和老张研究决定,急需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联络点。经过了解,我认为上斜街有个正大粮店比较合适。该店不大,有三四个店员,经理经常不在,店员中有一个青年叫李永存,十六七岁。他来自山东解放区,在粮店负责买进卖出杂粮的帐目,其他几个店员也是思想单纯的人。经过几次接触,发现小李思想纯真,容易接受新事物。向老张汇报后他同意在该粮店建立联络点,并对李永存重点培养。联络点建立后有人找我联系时就直接到粮店,由李永存打电话通知我去。我们就到粮店后边宿舍研究工作,前边由李永存给放哨,这样就比较方便安全了(1945年四五月份经上级批准吸收李永存参加了地下党)。1945年上半年至年底,在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分别成立了工委会、学委会、警委会等,统一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张川泽就把我转交给警委的徐振戍、韩永领导了。徐振戍、韩永每次找我都先到正大粮店,由李永存通知我去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样正大粮店就成了联络点。

  三、掩护地下党的领导同志

  1945年底的一天,张川泽同志通知我到他那去,到后见到两个陌生人,老张指着40多岁的人介绍说:"这是张晓峰同志。"又指着20来岁的人说:"这是小田同志。"接着说:"他们刚来北平,请你给他们安排住处,有房吗?"我说:"早准备好了。"接着研究了报户口的具体事宜,为了安全起见,张晓峰改姓王,以便对街坊说是我的哥哥。我带小田到下斜街看好了住房,给他们报上了户口,办好身份证。他们住下来以后,屋里放了两匹布,每隔十天半月就换一换布的颜色,因为职业是布行商人,总得有买有卖吗。由于我经常去,又都知道是我哥哥,所以街坊对他们非常照顾。
  自从张晓峰来了以后,虽然徐振戍、韩永是我的直接额导,但实际我是在张晓峰同志指导下开展工作的。1946年初,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外四分局长叶猛是军统分子,可是分局又新成立了个政工室,来了一个负责人刘希尧,是中统分子。他为了搞我地下党的情报,在各警察段要成立情报站,警长是当然的站长、户籍警是当然的情报员,规定把报户籍室的迁出迁入户口周报表,也报政工室一份,同时也要把新迁入的可疑户口报上去。很明显,其目的就是想从中发现共产党。我是户籍警察当然也就是情报站的情报员了。我认为这是敌特机关的重大部署。但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办,我没有主意。我马上向张晓峰请示,老张听了以后,没有直接答复我,反而问了第十九段伪警察人员的具体情况。最后老张说:"今天先不做决定,明天咱们再具体商量。"我知道这是老张对我的考验。回去我反复思考了一夜,第二天见面后老张对我说:"小王同志,今天我先听你的意见,看咱们是否想到一起了。"我说道:"我分析了警察段上的情况,一是警长贾浩泉,过去曾卖过苦力,没有政治头脑,只要喝上二两酒什么事都好办,也容易上别人的当,但我和他关系搞得不错。另一个户籍警叫崔正恒,是个城市流氓无产者,虽然不很反动,但思想意识很坏,欺压群众敲诈勒索,不干好事。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如果我不干,这填情报表的任务,就必然落到崔正恒身上,这样对我党,对群众大为不利。如果报表控制在我手里,戏法不就由我来变了吗?所以,我必须把它抓到手,你认为如何?"老张听完高兴地说:"好!英雄所见略同。不!不是略同,而是完全相同。"我说:"人家正式向你请示问题,你还开玩笑。"老张说:"小王,这不是开玩笑。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这也是党要求你这样做的。你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大有进步"。从此,第十九段的情报表就掌握在我的手里了。
  所谓情报表,我是这样填写的:某门牌新迁入一户,某户新来一人,情况不清楚正了解中。下周再报写某门牌新迁入的一户,经了解是某地迁入,某职业为生,没发现可疑情况。这周立案,下周消案。几年中都是照方抓药。在外四警察分局中共有20个警察段,也就是20多个户籍警担任情报站的情报员,我总是找机会接近他们,探讨情报表如何填法,巧妙地把我的做法介绍给他们。遇到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就互相发牢骚说:""刮民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人家共产党对我们又有什么不好,你他妈的叶猛、刘希尧来接收,捞到了好处,我们警察还不是照样受苦,每天两个窝窝头。"(警察吃饭都去分驻所,只有窝头没有菜。每天自己在油盐店买几分钱的咸菜,长年如此)。因此各警察段的所谓情报站的填表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以上情况我同老张汇报后,他风趣地说:"敌人是愚蠢的,天天大喊大叫要抓共产党,共产党就站在他对面他也认不出来的,但敌人也是狡猾的,可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你向其他户籍警介绍你填报表的做法是对的,但要特别慎重,要看对象,如崔正恒这样的人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存在的弱点。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侥幸没出问题。
  张晓峰同志在这住了一段时间,认为是绝对安全的,所以在这搞成了联络站,来人很多,一年多来我亲自见到的就有40多位。有时他们还在这开会。为了确保安全,我就在附近走门串户查户口,因为我穿着警察制服,到哪儿敲门就进,表面看来是例行公事,实际是在担任警戒任务。一旦发现情况,由我去通知马上疏散转移。万一来不及,被敌人堵在屋里,由我把他们带往派出所,半路放走,后果由我一人承担,这都是和老张事先研究好的应急措施。
  为了保证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就必须掌握了解到敌特机关的行动计划,才能使我地下组织免遭破坏。国民党经常在夜间组织军、警、宪联合进行大搜捕,目的查找共产党及嫌疑分子。这一行动是由警局牵头,由各段的区长或户籍警察带队到各户、各商店去搜查。经与老张同志研究,大家都认为,敌人的这一行动对我地下党有一定的危险。老张同志指示我:一、尽可能地摸清敌人搜查的日期和时间。二、争取把搜查队的工作抓到手。为了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就主动和警长贾浩泉搞好关系,经常请他喝酒。就这样警长把分局开会布置及带队搜查的工作交给我,有时本来是通知警长开的会,他也叫我代替去开。所谓联合大搜查,分局一般都是上午开会布置,晚上集合军、警、宪进行搜查。开完会后我就及时把情况告诉老张同志,他派通讯员小田马上通知有关人员转移。在1947年的一天晚上,分局开会布置联合搜查,会后不叫警察外出,人到齐了就开始行动。这样一来我无法把这一紧急情况通知老张了,心里非常着急。正在这时有我领导的一个地下关系孟庆春到分局送报表,真是救了驾。我马上对他说:"你赶快到下斜街告诉我哥哥,就说今天有大搜查的任务,不要等我吃饭了。"这我才放下心来。
  1946年冬,张晓蜂同志带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志向我介绍说:"这是赵凡同志,是上级领导,你给我找间房住,并保证他的绝对安全。"接受任务后,我在三庙后街给找了一间房,赵凡同志又带来一位女同志,向我介绍是他的爱人葛纯。为了安全起见,和赵凡同志商量对外说他是我的大哥,改名为王树茂,这样从名字上看,很象兄弟俩,从相貌上看也说得过去,因此,街坊们都知道王树茂是我的大哥。葛纯同志带着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即赵洁平)。街坊们因关系到我的面子,对她很照顾。为了对街坊表示感谢,给他们分别送了礼物,所以和街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每天去不少人,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出问题。因此,我又给直凡在下斜街富善里长了两间房居住。
  既然是兄弟,所以我三天两头到他家去。葛纯同志很随和,对同志非常热情。他家每到改善伙食,总是事先告诉我,有时还给我缝补衣服。真像我的亲大嫂。赵凡同志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就连他的交通员都没到他家去过。
  赵凡同志住的院内只有三户人家,都是商人,经常不回家,很安静。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赵凡同志搞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把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党中央的政策、决定等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编排,加上报头、按语。他将整理好的材料交给我,由我复写若干份,再交给他,转交通讯员,分发给各处地下党的同志。每周至少复写一次,这在当时对地下工作人员能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指示,听到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起了不少的作用。有一次,我和赵凡同志商量:"是不是我找个印刷单位多印一些,散发出去。"赵凡同志讲:"你的建议很好,我另叫其他同志去搞。"1947年,张晓蜂同志给我一本十六开油印的小册子,封面写着:"治病密方",里边内容与我复写的材料是一致的。有一次收音机出了毛病,我拿去修理,拿回来一试,短波频道给掐断了,我又拿去修。修理部负责人对我打官腔说:"我们这是特种行业,警察局有规定,不准收听外地的消息。"我一听急了,因我穿着警察制服,我想得唬他一下。我顿时火冒三丈说:"我就是来管你们的,我收听哪里的谁管得了,你去报告给老韩,就说是我修的。"我这一唬果然见效,他说:"不敢,不敢,你消消气,我马上给你修好。"我拿回来赵凡同志一试听,比原来还清晰。1946年初,张晓峰对我说:"有房吗?有两个同志,你给找房住下。"我说:"叫他们来吧,有房。"过了两天小田同志带两个同志给我介绍说:"这是老刘和老魏同志。"我领他们到找好的房子住下,报了户口,办好了身份证。职业是跑行商买卖布匹。老刘同志身材比较魁梧,但有点瘸脚。老魏同志身材虽然矮小,但看上去也精明强干。以后才听张晓峰同志说老刘叫刘瑞祺,在解放区当过村长。老刘住下以后,我也常到他家去,对街坊说是我的亲戚,这样也就比较安全地住了下来。

  四、掩护未经组织介绍的地下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在查户口时,查到一户铁路工人,夫妻二人。他家有一个亲戚姓刘,以打小鼓为职业,有个破竹筐,装的都是破旧报纸,还有解放报(日本投降以后,我党在宣武门外方壶斋出版的解放报,发行量很大,但时间不长,由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百般刁难、限制,最后派武装特务将报社捣毁查封,有的人还遭到逮捕)。我去过几次,见到他总是看解放报,竹筐里总装着一些报纸,因而对他产生了疑问,认为他们既然是亲戚,可是单吃单过,老刘见到他们后,又一点亲戚的表示都没有。另外,当时打小鼓的一般都是北京人,而且什么东西都买卖,而他只存一些破旧报纸,这与他打小鼓不大相称。当我问他一些物品的买卖价格时,他一窍不通,大外行一个。几次接触,他对我戒心很大,但又觉得我对他没有任何恶意。当时我分析他可能是地工人员,如果是的话,应当列入我的保护对象。为此我决心对他试探一下,同时也解除他对我的疑虑。在以后的几次接触中,我就大发牢骚,对国民党表示不满:"蒋该死不抗日,躲在峨嵋山上花天酒地享受。人家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日,流血牺牲,抗战八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蒋该死却下山摘桃子掠夺胜利果实。这些接收大员,哪个不是自己发了财。人家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我的一席话说得老刘眉开眼笑。过几天我又去,他特意买了一盒香烟请我吸。他对我说:"王先生思想是很进步的,那你为什么当警察呢?"我说:"唉!谁愿意当这臭警察,还不是生活所迫。"老刘说:"你对共产党、八路军印象这么好,为什么不给共产党做事?"我说:"早有这个想法,但上哪去找呀!"老刘说;"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帮你找一找。"过了几天,我又到他那里,他对我更热情了,还特意买了一包好茶叶,请我吸烟、喝茶。对我说:"王先生真巧,我见到一个老乡,他能够帮助你找到共产党,你是否见见他?"看来他真的要发展我,我想了想说:"先不要忙,你先向你的上级组织汇报一下再说吧!"这样既谢绝了他的好意,又告诉他我是不
  需要你给介绍的了。为了尽快证实他的情况,我向张晓峰作了汇报。老张说:"我出城时问一问就知道了。"老张同志以后告诉我说:"那个人查到了,是我党派来的地工人员,他是属于铁路系统的。"从此老刘列入了我的保护对象中。解放以后,我和老刘见过几次面,他曾在涿县、良乡、徐水火车站当站长,现在他已经离休,住在北京。

  五、为地下党的同志办理证件

  日伪时期的"良民证",在国民党时期统一改换为"国民身份证"。这是在北京居住的成年人中唯一的身份证(机关学校都有各自的证件和胸牌)。国民党军、警、宪随时拦截行人进行检查,没有证件是会遇到麻烦的。
  在日伪时期,张川泽同志叫我办过十几个"良民证"。但在国民党时期,华北城工部大批地工人员来北平,并且到解放区的人也不少,都需要办理"国民身份证"。起初,张晓峰叫我给办了一些,由于老张同志的住处变成了联络站,来的人很多,可以说是工、农、兵、学、商各方面的同志都有,知道我能办"国民身份证",因此都通过张晓峰叫我给办。那时,只要给我一张像片,写上姓名、性别、年龄即可,不超过一个星期"国民身份证"就转交给本人了,既省事又快。
  一般市民办个"国民身份证"就比较费事了,需要户主拿着户口本,带着领证人到派出所提出申请,经审查同意,再定时间拿像片来办,还要按上领证人的左右手食指两个指纹,再由户籍警送到分局户籍股,经检验后才给盖钢印,拿回去再交给本人,最快也需半个月的时间。
  张晓峰叫我给地下工作人员办证时,每次都是老张交给一张像片,只写上姓名、性别、年龄,我在空白证上填好,贴上像片。左右手食指纹怎么办呢?不能找本人,这是地下工作的组织纪律。我就按我自己的指纹,管他什么食指、中指、还是无名指,用我的十个手指倒换着按。
  张晓峰交给我的像片越来越多,但分局对发放证件控制得比较严。户籍警察到分局领空白证时还需要签字盖章,发出多少,填坏多少,剩余多少,每月填一次表上报,数字还必须准确。分局户籍股专管这项的股员是于常贵,这人又非常认真,每月发给的空白证有一定数量限制,多领几个还凑合,再多了无论如何他是不给的,如果太强求又怕引起怀疑,招来麻烦。这样分局每月发给的空白证都用在地工人员身上也是不够的,怎么办?这是很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慈平印刷厂老安,向他谈了这个问题,并和他商量能否给印一些空白"国民身份证"。他对我的工作很支持,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但是他说:"这不是个小问题,容我很好安排一下,因为需要排版、印刷、裁切等几道工序,还必须秘密搞"。过了几天,他交给我一个大纸包。我拿回去一看有500份空白"国民身份证"。我真是高兴极了,他真是救了大驾。
  空白"国民身份证"解决了,不但能够满足地工人员的需要,也满足了群众的需要。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有时一个月办的证多达三四十份,这就大大超过了分局控制的数字。每次我去打钢印时都是由于常贵检验后由他打钢印,如果超过他发给的数字,必然引起他的怀疑。怎么办呢?我分析他工作虽然死板、认真,但思想本质并不反动。早在军阀时期他就搞户籍工作,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了。他的特点是喜欢人吹捧他,嗜好是烟卷不离嘴。所以,我每次去分局,就买几盒好烟请他吸,同时在语言上尊重他,我去打钢印时对老于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坐着吸烟吧,我替你打钢印"。从此和他关系搞好了,他也不检验了,并由我自己打钢印了。就这样,一道道难题解决了。几年里,我给地下工作人员搞的证件约有300多份。
  解放后,我曾问过当时警委会书记和其他同志,是否还有人象我一样担负着给地工人员办证任务,他们说:"除你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六、被捕人狱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疯狂地抓捕地下共产党和所谓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我不断听说有同志被捕。在此情况下,我想,我给同志们办过那么多证件,万一有谁被捕,稍有不坚定,就必然牵连我。所以我作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
  这一天果真来到了。记得那是1947年11月的一天上午,分局召开全局户籍警会议。
  散会后,刚一出分局门口,听到有人叫了我一声:"王树馨!"我认为是哪一位户籍警叫我有事,回头一看,有两个陌生人向我走来,我细打量,这两个人戴着礼帽和墨镜,是两个特务。说时迟,那时快,这两个人一边一个盯上了我。我很生气地说:"你们想干什么?"一个特务说:"韩永在西边茶馆等你"。我说:"谁叫韩永,我不知道这个人,你们有事到我段上去说。"这时我想进广安东里回第五段。两个特务同时掏出手枪,架着我往西走,没走几步,马路边停着一辆小汽车,他们把我架进车里,并给我戴上糊黑纸的黑镜,我在车里又骂又闹:"你们他妈的凭什么绑架我?"其中一个特务拿出派司叫我看,写着"宪兵队特高组。"我被捕了,但我被捕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吸支烟镇静一下,一摸上衣口袋发现有两个刚办好的"国民身份证",如果被敌人搜去这是铁证,弄不好这会牵连其它同志。怎么办?得想办法把它销毁。汽车开到四面钟,特务停下车又去捕人。我要解手,特务不让。没捕到人,汽车又开动了。这时我问那两个特务:"你们提到韩永,这人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没见过?"一个特务说:"到时候你就见到了。"汽车直开到东城宪兵队,下车后特务把我交给两个武装宪兵看守。我心里惦记着那两张身份证。我对宪兵说要去厕所,宪兵押着我到院内厕所,我进去装作解大手,在茅坑蹲着。厕所时而有宪兵去解手,看守宪兵不时探头看一看,我装作掏手纸把两个"国民身份证"团了团扔在茅坑内,实际也没有大便,就站了起来。如卸下千斤重担,心想你抓不到我任何证据,我就占主动了。晚上敌人把我关进囚牢内,一夜没睡,又渴、又饿、又冷,这都没什么,我主要想的是如何在法庭上和敌人斗争的问题,想起了党组织曾经教育过的:坐牢牺牲,决不出卖上下组织和同志。韩永是否真的已经被捕,他出卖了我的什么问题?这是我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虽然一夜没合眼,早晨还满精神的。早饭时间过了,这时,有一个宪兵押着韩永,将他吃剩下的粥送到我的门口(30多米的拘留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以后听说这个拘留室是关押宪兵的,敌人为了把警委会的人一网打尽,把这个室腾空,这时只捕到我一个人),这时韩永对我又点头又摇头,我装作不认识他,没理他。我认定,我被捕的原因就在韩永身上。晚上八点来钟,两个武装宪兵把我提出,带到一间大房子里。这屋子不是刑讯室,而是摆满很多桌椅的办公室。审讯员是个武装校官,桌上三角牌上写着"法官",还有他的名字。原来他是个军事法官。我想,我既然穿着警察制服,那我应当以警察的身份出现,不能在被告席上等着受审,而应理直气壮地争取主动。我首先质问法官说:"你是宪兵,我是警察,军、警、宪经常配合在一起搜捕共产党,今天夜里还有搜查任务,你们把我请这儿来,共产党抓不到了,怎么办?"法官指凳子让我坐下,我不坐。我说:"我有贪脏枉法,我们警察局会处理我的,也轮不到你宪兵队来管。你们抓人和我们分局打招呼了吗?如果我们外四警察局随便抓你们东城宪兵队的宪兵行吗?"这一连串的质问,问得法官张口结舌,还是指凳子让我坐下,我还是不坐,说:"你们到底为什么抓我?"这时法官说实话了:"不是我们叫你来的,是有人把你供出来了。"我坐在法官桌子对面,法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后,问:"你认识韩永吗?"我装着想了很长时间,按照我事先准备好的词巧妙地作了答复。
  在东城宪兵队押了大约两个礼拜,敌人用汽车把他们所抓到的警委会的13个人送到中南海北平行辕军法处拘留所。
  在中南海拘留所扣押约两个礼拜,敌人又把我们押解到炮局青年训导大队。1948年初,敌人垂死挣扎,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炮局无法容纳了。1948年4月初的一天,警委会13人当中的我们5个人,敌人认为不是共产党,就把我们释放出狱了。

  作者介绍:王树馨,原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任、党委副书记,生于1921年3月,1937年9月参加革命,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12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