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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资料反映的一九三四年上海租界
中共组织屡遭破坏情况

发布时间:2015-06-30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一方面极力策划共产党员的变节转向,听取共产党变节者所供述的有关党的秘密;另一方面将多数蓝衣社成员等特务分子打进共产党内部,探查共产党内情。中国共产党自身方面,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推行,使得本应隐蔽活动的中共地下组织很容易地暴露出来,增加了遭受破坏的风险。白区的中共组织处境极为险恶。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的上海,中共中央局、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各级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大,次数更多。1934年上海租界内中共组织连续遭到破坏,现主要依据日方资料考察这一历史过程,以资党史研究的深入。

  1月12日:一日两次抓捕,密探获释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1934年1月30日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详细汇报了1月12日上海租界两次抓捕共产党人事件的详细经过。
  1月12日11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在公共租界嘉兴东路瑞丰里170号瑞泰纸烟店的楼上房间里,逮捕中共党员陈乐成 。同时对该屋进行搜查,发现共产党书报、文件23种360余件,包括《红旗》第62朝、《列宁青年》第11期、《捷报》第5号、《有关组织我们的任务》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中译文)等。
  但陈乐成被捕时,无任何逃避形状,只是走到靠道路的窗前(其中1/3为白纸所糊),推开窗户。在其后的审问中,问他推开窗户的理由时,他回答室内人多,感到有点喘不过来气。事实上这可能是他通知联络的地下党员,室内有异常情况的信号。
  在他被捕的同时,上海市公安局警察及租界巡捕许多人员在纸烟店附近的路上警戒。发现在路上有一个身着西服的中国人看到窗户推开后,便忽然奔跑逃走,见此情景,在一旁的警察急速追捕,并将自称张一新的逃跑之人和陈乐成一同带到嘉兴路巡捕房审讯。在审问中,警察发现张一新臀部举动不自然,进行身体检
  查后,从肛门中抽出插入的纸片。纸片上以铅笔书写"民众武装内容"及"有关宣传周计划"的要点。
  经审讯调查,张一新,原名汪学达,即陈孚,25岁,1931年去东京医科专门学校学习,1933年因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而被东京警事厅逮捕。同年5月,被驱逐出境,返回上海。之后他继续参加党的活动,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不仅负责对驻屯龙华的国民党军士兵及在南市、闸北等地的警察开展赤化宣传,而且指导大昌德绢丝厂的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陈乐成受其领导。
  同日19时30分左右,工部局巡捕再次在海宁路祥麟里138号中国人家中,逮捕4名共产党员。同时搜索室内,发现大量共产党书报资料,逮捕郭英(即郭新弼,20岁,女,南京人)、顾阿新(19岁,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白登(19岁,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呈仁乡(上海人,28岁,失业工人)。
  根据工部局的审讯,郭英、顾阿新、白登3人为中共江苏省委通讯联络员,海宁路住所为约一个月前租借的房屋,作为宣传物品的传送站。呈仁乡则是国民党当局上海公安局的密探,秘密混入党内。被捕当日是公安局探知因众人要会合,而采取了行动。
  工部局巡捕审讯完毕后,将这两个案件移送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1月25日释放了呈仁乡,其余5名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红五月"前夕的大逮捕


  因中共"红五月"行动在即,国民党当局协同租界警务处在三四月间对共产党的搜捕活动也相应频繁。共检举、逮捕共产党关系者共计达到181人。其中,3月,在中国街逮捕73人,法租界逮捕5人,公共租界逮捕14人;4月,在中国街逮捕72人,法租界逮捕7人,公共租界逮捕10人。
  根据在公共租界内逮捕事件的调查,3月搜查逮捕事件8次,4月搜查逮捕事件3次。24名被捕者均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起诉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完毕后,释放了3月逮捕的5人,4月逮捕的3人,其余16人及证据移交给了国民党当局。
  三四月间租界大逮捕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次。


  1.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被捕。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于3月1日9时在静安寺路附近同孚路将李默农、汪铁民两人逮捕。李默农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被捕时持若干份中国互济会发行红色宣传单。汪铁民为李的部下,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委员。李、汪二人被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13日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3月2日12时30分左右,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突袭昌平路677号,逮捕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天津人,28岁)、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刘贵乡(湖南人,27岁)、江苏省委宣传部张子云(湖南人,29岁),以及中共中央委员杨一林(浙江人,30岁)等党内重要领导干部,并没收大量中、英、俄文党的文献资料。将被捕党员起诉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赵林被捕后叛变,经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将他释放。但是,据《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等资料记载,中共江苏省委被捕人员为省委书记孔二、组织部长苏华以及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等人,其中孔二曾化名孟庆发、孟庆祥、赵霖、赵林、赵英,因此,可以证实中共江苏省委主要领导被捕事件是真实的,只是日方资料所记戴的名单或因当时化名较多,难以准确对应。
  江苏省委遭破坏后,上海中央局于3月16日决定,组建以赵立人(即赵跃珊、郑玉龙、黑大汉)为代理书记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
  4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成都南路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詹大全(即陈学文)逮捕。根据他的供述,得知他居住慕浦鸣路振兴路398号,在对其住居搜查时发现若干党内书报。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5月4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2.多起共产党员被捕事件。3月5日19时许,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河南路逮捕中共党员应钦浩(即应宝康)。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14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3月13日9时30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军工路将中共的另一机关互济会秘书老杨(即叶天地)逮捕。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19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四川路将中国共青团江苏省闸北区委宣传部长黄建平(即黄维)逮捕。依据他的供述,3月23日搜查了在威海卫路343号的居室,结果发现若干党内书报。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3月26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3月2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马霍路将中共党员张敬德逮捕。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3月28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3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杨树浦路留春里10号,将中共党员蒋凯成逮捕,但没有发现党内物品。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因证据不足于5月1日判决释放。
  3月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天潼南路73号,将中共党员保子如? (即保子玉,又名保子和)逮捕。但在其住处没有发现党内物品。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因证据不足也于5月1日判决释放。
  3.多起进步团体成员被捕。4月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对中国共产党下属机关上海工会联合会干部的5个地址进行搜查,逮捕了8名(其中2名女性)共产党关连者,收缴大量共产党资料。其中,在梅白路懋益里41号,逮捕刘德梅(即刘永福、刘文祥)、老陈(即陈一民、陈瑜、陈李氏,女性)、老李(即孙宝淇),并在此处搜出大量党内物品;在TsePang(字迹不清笔者注)踣天福里84号,逮捕刘赵氏(女性),但没发现文书等物;在法华民国路银河里553号,搜查没收少量党内物品;在大通路培德里82号,逮捕老葛(即刘克明),在此处发现若干党内书报;在靶子路435弄49号,逮捕邓士富,未发现党内物品。这8名被捕者,被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于4月14日判决,释放2名女子和邓士富,其余5名及押收的物品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4月13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明远路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卢森堡(即卢幼霞,又名卢绮霞,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留学生)逮捕。又在法租界巡捕的援助下,对她的法租界住所拉斐德路颖邺17号进行搜查,结果发现并没收若干左翼文艺书刊。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于4月20日判决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6月26日大破坏事件


  因一批干部相继被捕,一些重要干部叛变出卖组织,导致中共组织遭到更大的破坏。
  6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在阜民路茂兴坊将英美烟草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中共党员周光成逮捕。此人随即叛变,供出他所知道的中共各种秘密机关所在地和党的相关秘密事项。随后,国民党当局在公共租界、法租界警务处的协力支持下,于6月26日夜至6月27日清晨在多个场所进行搜查,逮捕中共党员18人,同时没收大量共产党重要书籍文件。
  在公共租界,租界工部局巡捕于6月26日18时在康脑脱路料廖州路角逮捕李文碧(常州人,女,21岁)、张文清(贵州人,27岁,中华总工会负责人)、郑玉龙(即赵立人,江苏人,31岁,江苏省省委书记);20时,在莱斯考斯路(音译)38号逮捕余淇全(即李竹声,安徽人,上海中央局书记)、利月英(云南人,女,19岁)、王陈氏(上海人,女佣人);22时,监视此处的巡捕又将来到此处的中央委员林子明 逮捕;23时,又逮捕前来此处的中央联络员吴炳生 (32岁)。在青海路善庆里33号,21时30分逮捕李周氏(宁波人,女佣人,22岁);22时15分,监视此处的巡捕又逮捕来到此处的张金标(江苏人,25岁)。在武定路槐荫里74号,21时40分逮捕上海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刘志刚(湖北人,28岁)。在康脑脱路长康里12号,6月27日1时30分逮捕李锦峰(湖北人,27岁)、陈在葛(安徽人,23岁)、王根生(上海人,32岁)。
  在法租界,租界工部局巡捕在古拔路63弄14号逮捕方玉英(即方秀英,女);在西爱咸斯路甘世东路口慎成里75号,逮捕王秀英(女)、方文彬、宋桂清。
  公共租界巡捕将被捕14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租界巡捕将被捕4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两院审理后,除将公共租界内逮捕的王陈氏、李周氏因2人为女佣人释放外,其余人员因均为中共重要党员,全部移交给国民党当局。7月14日夜,押送至南京。
  在搜捕过程中,没收物品中有暗号文,中、英、俄、日文共产党文献资料,党团组织状态,江苏省委经费明细,以及满洲和其他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书等等极其重要文书,另有现银4500元、30英镑及大额存款存折。因此,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相关官员在移交给国民党当局前,将这些文件借来阅览,并对认为非常重要的文件450余件进行了摄影拍照。
  关于此次被捕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和人数,国内一些论着也有记述:其一,? "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和全总党团遭到大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秘书长李德昭、中共江苏临时省委书记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16人被捕" 。其二,"6月26日,曾任省委组织部干事、内部交通的周先成被捕后供出省委及上海中央届机关的地址,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和全总党团机关遭重大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临时书记赵立人、赵耀珊、黑大汉)、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重要干部10多人被捕" 。其三,"1934年6月26日,李竹声在中央局办公处门口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与其一起先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以及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 。可见,除了在被捕人数上存在10多人、16人、18人、20余人等异议外,被捕的主要领导人及其身份基本一致。
  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江西红军的兵力、番号和作战意图等机密。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后来也叛变。 上海党组织遭受重创。之后,盛忠亮任上海中央局书记。同时,重组江苏省委,调厦门中心市委书记宝尔(即许包野、许文藻)任江苏省委书记。

  7月至9月间中共江苏省委以下机关共产党人在租界屡遭逮捕


  国民党当局策动叛变和安插特务分子的策略虽然在7月后没能达成获得中共中央高层、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干部情报的目的,但就江苏省委以下机关却屡屡得手。
  在国民党当局的策动下,从7月至9月,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内发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及区委级党员地址18处,逮捕有关党员25名,没收相当多的书刊资料,但都没有重要文件。
  7月4日18时30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福州路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林文龙(即李春)逮捕。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7月10日判决后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7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爱文义路永安里32号将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员张友松逮捕,并发现若干党内物品。后将其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8月7日判决后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8月22日夜至23日清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赫司克而路1号、江西北路英升里25号、四川北路公益坊1151号等三处搜查。在赫司克而路1号,逮捕谢华(即谢萍如)。同时,在以上各处没收党内物品。后将谢华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8月29日判决后移交给国民党当局。
  从8月23日18时至23日清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以下场所逮捕共产党员7名:在四川北路路角,逮捕中共江苏省委组织干事林祖贻;在白克路4号,逮捕江苏省委干部林新民及江苏省委妇女部干部张英(即林秀贞,女,林祖贻妻子);在爱而近路德润坊42号,逮捕李宣明;在有恒东路景星里5号,逮捕李象涛及黄周氏(女),并发现若干党内物品及誊写印刷器;在赫德路合泰坊1号,逮捕黎润。工部局警务处将被捕7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后因证据不足释放了黄周氏,其余6人在8月29日判决后移交国民党当局。
  从9月3日起连续4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在8处场所逮捕共产党嫌疑者14名:在成都路聚庆里938号逮捕张彩纸、李长贵;在赫德路张家甾宅49弄34号,逮捕李万幸;在成都路784号逮捕中共中央交通员陈福吾;在唐山路华兴坊165号逮捕陈世民、李淑英(女);在厦门路行庆里6号逮捕赵尚忠;在周家嘴路福润里3号逮捕张占奎、赵福才;在小沙渡路福兴里123号逮捕王新民、王张氏(女);在赫德路544弄3号逮捕刘正生、刘张氏、陈建勋。
  9月3日,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在白浦路12号逮捕中共上海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区委干部黎景平及孙振之,并发现党内文件书籍。后将2人起诉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由于绝大多数被捕者否认自身为其产党员或与共产党有关联,7月至9月间在两租界内被捕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及党内地位大多未能确认。

  10月上海党的工作再遭重创


  10月5日,根据李竹声供出的线索,国民党特务机关会同法租界工部局巡捕在法租界麦其路麦其里34号,搜捕了徐宏达等3人。后又继续对此住处进行监控,逮捕了来访者。依据被捕者的供述,从10月5日到12日顺藤摸瓜,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搜查了数处场所,逮捕了共产党员徐建中、章雅范等3人。据审讯调查,判明徐宏达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会计负责人,统管白色地区党的会计工作。又从其所持文件中了解到,中共的美元资金由此人经手,兑换成银元,分配给各地党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徐建中、章雅范等可能为当地党的无线电台机关
  负责人,主要是掌管上海与瑞金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其使用的通讯器械有相当大的功率,也可能实现当地及莫斯科之间的通讯。 此次逮捕过程中,共没收党内物品包括大量文件、2部电台、7台收发报机和大量通讯器材。
  此次被破坏的电台属于上海中央局电台,而且因这次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一度中断,可以证实所破获电台的地位之高。 而且,日方资料关于此次行动中逮捕的共产党员徐建中,疑为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的化名,因资料所限未能确证。
  以上日本外务省所藏的这些档案资料,不仅看到了当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是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迫害共产党人的铁证。这只是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迫害共产党人历史之冰山一角。
  中共党团组织在这段时期遭受如此大的破坏,究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当局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结,破坏共产党的手段残酷外,还有自身原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暴露了大批同志;采取错误的组织路线,开展大发展党团员的运动,片面追求数量,审查不严,带来严重组织不纯,等等。

  (本文作者? 周进,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 北京 100044;丁伟,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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