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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北平的农村经济

发布时间:2015-07-01

     北平沦陷8年间(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将北平改称北京,但中国政府一直未予承认,本文除引用资料和机构名称外,均称北平),日伪政权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进行军事、经济围剿;在抗日游击区,即所谓的"准治安区"实行"扫荡"政策;在他们控制较严的"治安区"则加紧政治渗透和经济盘剥。本文重点探讨日伪在"治安区"实行的农业政策,并把主要农作物粮食和棉花的生产、销售、征购和使用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日伪在华北基本的农业政策是确保粮食的自给自足,同时把粮棉作为日本进行战争的国防物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印度等国断绝了对日本的棉花供给后,棉花的供应全靠中国,因此日本更加紧了在华北沦陷区的殖民掠夺。

  以集中强制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抗战前华北已有一些农业合作组织。1937年底,日伪新民会从伪临时政府接收的合作社有1975个。1939年日本在华北的统治比较稳固之后,便派遣农业技术团到华北进行实地调查,企图用日本近代技术实施整体运营,"开发"华北的农业。 这种统制和开发是通过新民会组织的所谓"农村实验区"来实施的。
  1938年,建在北平的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厚生部设置辅导科,9月,辅导科印发了《新民合作社设立大纲》、《华北合作事业辅导委员设立大纲》等文件, 把合作社当作农村经济的基层组织,试图强制把农民集中起来,这一方面便于管理,使农民和抗日力量隔绝开;一方面利于农业的大规模开发,即对农村经济实行统制。之后相继组织了"农村实验区青年训练所"、"农村实验区新民建设辅导委员会"、"农村实验区有限责任新民消费合作杜",还制定了各种农业管理章程,这些组织半军事化,且计划周密,一切服从日本的侵华战争需要。1938年,华北新民会选定了数个"模范区"推行合作运动。所谓模范区,指日伪治安极严的地区。北平是伪政权的首都,北平四郊、宛平县、大兴县、通县由新民合作社中央会直辖,在计划中成为重点实施区。新民会印发了《新民会北京周边模范区合作事业实施计划》 ,规划了北平周围"治安区"农业生产组织的方针、方策和实施步骤。目的"在北京四郊之宛平、大兴、通县等地方,从事发展合作事业,树立合理化之农村经济制度"。实施的步骤是"从简单易行的业务人手,期使信用、生产、运销、供给、消费、公用等业务,逐步实现,并以兼营为原则"。这种合作社不论土地、人口多少,一律实现一村一社制。1938年,日伪在北平四郊已组成农业合作社220余个。
  1941年10月,日伪当局颁布了《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暂行条例》,12月16日,伪政权在北平怀仁堂举行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成立大会,北平地区设平谷、大兴、宛平、蓟县、三河、通县、香河、昌平、涿县、顺义、房山、怀柔和良乡等办事处,办事处负责强制各地建立合作社, 由于农民不满日伪的统治,加之合作社又不合乎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因此尽管当局运用了各种方式,合作事业表面上轰轰烈烈,对农民并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如顺义在1937年5月便有合作社25处。日伪统治后,原合作社统归县新民合作社之下,新民会强令各村村长,必须让2/3的村民加入合作社,但结果只组成了乡合作社20处、镇合作社3处。当时顺义共有农业人口22万人,进入合作社的社员只有600人。更为恶劣的是,日伪规定入社实行出资制,每股金额3元,村民要到新民会出具户口册,交完钱才能加入合作社。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农民,3元钱的入社费也交不起 。因此,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城郊的农民依然用传统的生产方式,存在于传统的生产组织之中,这种落后的方式加上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经济压迫和军事掠夺,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贫穷痛苦。

  粮食的增产与征收


  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战略物资,伪临时政府实业部部长王荫泰曾就粮食问题与日方磋商:"华北政治的先决条件在于吃饭问题" ,因此北平的粮食问题一直由日军驻华北的最高军事长官管理。从日本侵占北平到抗战结束,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日伪当局。事变前华北每年都要由外地运入粮食1600万袋以上。事变以后,由于华北驻有40万日军及数量相当大的伪军,特别是在北平长期居住的40万左右的日本"居留民",粮食问题更加突出。 1940年后,北平市开始"食粮统制一元化,将断行粮票制" 。1942年,北京新民会进行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和粮食消费情况的调查,开始在北平实行粮食配给制。1943年日伪当局先后组设了华北物资处理委员会和食粮管理局,北平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除军事的抢掠和粮食消费的管制外,日伪当局还寄希望于在统治区粮食产量的增加。1944年,在日本败局已定,军事和经济都捉襟见肘的时候,他们还幻想在粮食生产上出现奇迹,在他们策划的"第一次华北新建设促进期间",规定2月为增产运动准备期,3月1日到5月底为增产运动实施期。粮食总署制定了《民国33年度农业增产对策》,要求对"重点地区实行重点施策",兼及品种、土地、施肥的改良。以粮种的改良为例:如北平"海甸燕京作物改良试验场,育成第129号红高梁,原出昌平,截止二十九年,八年年均产量超过北京红高梁达22.42%。穗圆筒状,黑壳红粒,粒中大" 。燕京作物改良试验场曾改良玉蜀黍,先由自交选择优良品种,而后再作种交配,测验所出之下,杂交种第236号者产量颇高,6年的实验证明比标准种平均增收47%,在通县、宛平及保定等处都进行过试验。
下表是1944年北平一些地区采用华北农事试验场推广的优质粮种华农一号和华农二号的情况。

地点
粮食类
种名
推广种植面积
实际播种面积
亩产
产出量
通州
小麦
华农一号
257000亩
1000亩
200斤
 
 
华农二号
1506亩
1500亩
200斤
220000斤
 
玉蜀黍
华农一号
800亩
500亩
150斤
75000斤
北京宛平
小麦
华农一号
46500亩
5900亩
 
 
北京
华农二号
3000亩
1506亩
220斤
310200斤
 
玉蜀黍
华农一号
465亩
500亩
160斤
71200斤

     为了增产粮食,日伪当局还要求各乡村凿井以解决农作物的灌溉问题。以宛平县为例,1942年7月上旬,完成凿大井88眼(原计划是120眼);小井250眼(原计划300眼)。新民会的一个官员说:"凿井之费用,据作者亲自调查,以北京近郊之物价论,凿大井一眼,工料费连同水车需洋1500元,小井连同辘轳,需款500元,按灌溉能力言,大井灌田40亩,小井灌田10亩,是则吾人应提倡开凿大井,以1000余元之数,而由政府补助50元,未免太少。" 凿井不足的资金当然得农民自己承担,北平郊区农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增产粮食的目的还是为了统购,1944年日伪当局还在北平等地成立了地方食粮公社,实行对农产品的购销管理。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只看到了1943年日伪在北平征收小麦的情况,计划征收:3500吨,实际征收:2202.7吨,其中商行:556.1吨,合作社:646.6吨。完成计划的62.9%。就是这样的比例,也使北平郊区的农民无法负担。日伪的粮食配给政策使北平民众到了饥谨难捱的地步。按照所谓的配给政策和次序,军队是第一位的,城市中的日伪统治机构和北平的日本人是第二位的,中国老百姓的死活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食粮配给乃由局部之特殊配给,及都市配给,渐次及于普遍之全般配给" 。
  由于日伪当局在北平组织的所谓合作社并未深入农村,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诱骗大量劳工出关或强行劫掠到日本做苦力,致使北平的劳动力大量丧失。为确保华北沦陷区的巩固,日伪接连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郊区田地上挖掘封锁沟,筑堡垒,修汽车路。据统计,封锁沟即占华北耕地面积的15%,致使许多农民失去了肥沃的土地,给华北的农业生产和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北平的情况更甚。

  棉花的生产与销售


  棉花是华北重要的农作物,同时也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事变前产量占全国棉产的1/3。因此日伪当局对棉花的生产不遗余力,供售管制甚为严密。
  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在通县农场等地开始改良棉花品种、进行种植试验。事变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在平郊南苑等地建立数万亩的农场,搞所谓"东洋民生乐园",以种棉为主。 并开设中央农事实验场(1940年改为华北农事实验场),专门对棉花、水稻和小麦进行农业实验。 华北棉产改进会由原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改组、扩充而成,1939年2月6日创立于北平 。此外,有关棉花生产的机关还有棉业振兴会、棉花协会及产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 。新民会还将研究出的新棉种发给农民,强制他们种棉花。
  对于北平棉花的增产,日本人寄予了极大的期望,1939年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经济部大原实的估计:"如旧有棉田引用新式技术耕种之,则由灌溉可以增收产量40%,肥料可增收30%,由改良种籽可增收20%,由预防及驱除病虫损害可增收10%,共可增收100%,售价亦可增加一倍,即112元(按旧法种植每亩能收纺棉28斤,每斤售洋2元,共可收入56元)。由此观之,新式种植技术之引用对于棉花之增产实有极密切之关系,而活泼农村金融,从而使新式技术得以早日引进,则尤属迫切。" 但实际的结果并非日本人一厢情愿,在沦陷时期的北平,日伪当局对棉花的生产到底推进得如何呢?我们截取了1939-1940年,北平郊区棉花生产的种植面积、收获面积、社员人数、合作社的数目,设置图表如下,以期反映日伪在北平郊区农村强制棉花生产的一些方面。

棉田面积及皮棉产额最后估计表[1]  1939年调查

区别
县份
种植面积(市亩)
收获面积(市亩)
 
皮棉每亩产量(斤)
皮棉产额(市担)
废产面积
 
 
 
中棉
英棉
中棉
英棉
中棉
英棉
 
东北河区
北京四郊
9150
0
77900
77900
0
22
0
1738
1738
1250
宛平
19505
0
3360
13360
0
22
0
2939
2939
6145
吕平
10390
0
4000
4000
0
15
0
600
600
6390
顺义
2237
55
2160
2224
22
24
12
521
533
13
通县
38880
0
24180
24180
0
21
0
5078
5078
147000
大兴
5531
0
53512
53512
0
24
0
12843
12843
1798
平谷
23200
2540
20660
23200
22
24
559
4959
5518
 
怀柔
0
0
0
0
0
0
0
0
0
0
西区
房山
13684
0
5589
5589
0
21
0
1174
1174
8095
河区
良乡
10848
0
1820
1820
0
17
0
309
309
9028

备注:棉田废田原因1.因水淹毁者占70%。2.因春旱废弃者占30%。
 
合作社数、社员人数、棉田亩数调查表[2]  1939 - 1940年度

指导
区别
 
合作人数
社员人数
棉田亩数
 
 
1939年
原有
1940年
计增
合计
1939年原有
1940年计增
合计
1939年原有
1940年计增
合计
宛平
南苑
14
1
15
479
39
518
11290
814
12104
清河镇
30
4
34
710
38
748
8576
840
9416
青云店
29
10
39
630
219
849
10156
3454
13610
田村
14
2
16
230
350
580
3621
762
4383
良乡
11
44
55
334
1731
2065
2782
10524
13316
合计
98
61
159
2383
2062
4445
36425
16404
52829

 
棉田面积调查表[3]    1940年6月末

棉区
县别
耕地面积(市亩)
本年播种面积(市亩)
棉花占耕地面积百分比
比较去年棉花增减百分比
耕棉产量
百亩
市斤
本年预想市担
增减原因
东北河区
北京市郊
885000 
8625
1.47
-5.7
100
8625
雨水不足播种困难
宛平
1197000
11280
0. 94
- 42.2
  92
10377
早害人工费增换种者多
昌平
779000
10532
1. 35
1.4
102
10743
奖励植棉土质宜
顺义
719000
2957
  0. 41
32.2
78
2306
得适的雨土滋好
通县
1182000
76001
6.55
95.2
85
64601
棉布价贵农念获利益
大兴
932000
54857
5.79
-0.8
91
49920
棉价底、旱害
西河
房山
474000
9100
1.92
-33.5
67
6097
较去年旱害轻

     从上表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日伪当局在北平郊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中国棉花的品种被逐渐淘汰,主要品种是美棉。尽管如此,日本在华北收购的棉花数量仍不及抗战前的l/3。
  除了强制生产外,日伪当局还将棉花的收购纳入统制经济的控制下。"华北关于棉织及其他纤维业之统制,始于民二十七年九月华北军事当局设立之棉花买收联盟。同年十一月又成立天津棉花同业会,遂创棉花收买配给统制机构之先河"。棉花的收购和管理由华北棉花协会担任,订定棉价、实施棉花之收买配给一元化。 1938年11月28日,伪临时政府颁布的《棉花输出许可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棉花非经实业部总长之许可,不得输出口。经前条许可,由实业部总长核定:1.棉花种类,2.数量及价格,3.买入者姓名或商号及地址,4.输送目的地,5.输送目的港,6.输出港,7.输出日期,8.办理输出贷款汇兑时,须载明汇兑日期、银行及金额,9.不办理汇兑时,须陈述理由。""违反第二条规定输出或将要输出者,处三年以下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之罚金。但其交易物超的价格超过一万元时,其罚金为价之三倍以上。" 可见日伪对棉花输出控制和惩罚的手段十分严厉。1940年9月,华北棉花协会北京分会规定各棉商储存棉花时,必须先向该会请领许可证,并经检验登记竣事,方准出售 。以后北平又成立了"京市棉纱组合",这个组织除日商伊藤忠、丸红等7家外,还联系有北平商人70余家,它实际上控制了北平的棉花销售。 由于日伪政权强制棉花的管制,致使北平市场棉花短缺,价格飞涨。而棉农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因为日本统治者限制棉花的收购价格。如当时西河地区生产的美棉,市场收购价格为65元,而日伪限价为38元。 在这种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压迫下,棉花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需要,但却使北平棉农饱受限价之苦,他们遭受的损失不言而喻。

  农民生活日益破产


  日伪当局在北平农村实行合作生产和购销统制,根本目的还是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尽管在生产的方式上也采用了一些当时的先进技术,但北平农业不仅没有发展,相反却使农村的土地荒芜,劳动者的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农村实行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农民的生活日益困顿。我们仅从日伪机构在北平郊区的调查资料,即可窥见农民生活的一些侧面。
  1941年11月28日到12月24日,日本满铁调查所的山本斌、高津武勇在顺义沙井村进行调查,对象是该村的村长、会首、商会会长、乡长、学校校长等人,调查的内容包括村落制度、家族制度、土地制度和农民生活等情况。下面是部分农户生活的年收支情况。

编号
户别姓名
收入
支出
剩余
不足
1
李注源          第一甲三户
看青:60元(新民会调40元).农业:146元,共计:246元
肥料:15元,农具:10元,地租:25元,工费:20元,粮捐:1元,家计费:97元,共计:168元
38 元
 
2
赵文有      第二甲八户
农业:20元,冬期树木贩卖:100元,大工:50元,共计:170元
肥料:32元,农具:2元,地租:15元,农支出:19.2元。共计:249. 3元
 
79.3元
3
李广恩           第二甲十户
养鸡:6元,农业:100元,短工及其他:144元,共计:250元
肥料:32元,农具:2元,地租:15元,农支出:19.2元,粮捐:0. 44元,家计费:443元。共计:511. 64元
 
261.64元
4
杨永元           第三甲三户
短工:60元,农业:145元,油盐店:70元,饭铺:20元,养鸡:9元,共计:304元
种苗:4元,粮捐:7 2元,家计费:177元,共计:188. 2元
114.8元
 
5
李汇源      第三甲十户
农业:60元,磨房:70元,农工:100元,脚力:7元,其他:73元,共计:310元
肥料:3元,地租:22元,粮捐:11元,家计费:271元。共计:307元
3元
 
6
杜详        第四甲一户
农业:258. 4元,果子店:20元,蜜供:40元短工:30元,养鸡:10元,共计:358. 4元
肥料:70元,饲料:15元,农具:20元,地租:85元,其他:┃18元,粮捐:3元,家计费:196.5元,共计:397 5元
 
39.1元

     由于农民对自身的收支情况只是大概估计,加上调查的选择性,其结果显然经过粉饰,明显缺乏乡间的苛捐杂税。除了在城镇有些买卖店铺的人家稍有节余,尚可度日外,大多数的农民忙了一年,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欠下了新的债务,日子可谓一年不如一年。
  1942年6月,新民学院曾组织学生到昌平农村调查,地点是昌平县城西南五里的百泉庄。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农民疾苦、农民教育、农民信仰、农民思想、农民卫生、农民技术和农民娱乐等。此次调查的人员由井上等日本教官率领,有新民学院的11名学生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6名大学生。县长许纪介绍说,"本年入春以来,各地久旱无雨,已届夏至尚有未播种者,秋收业已无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调查人员到达百泉庄时,该村村长因无法组织和筹划开掘"惠民壕"的壮工、粮食,已弃职而逃。于是由第二保第三甲甲长杨荣昌等负责接待,并由日本教官按保甲户口簿分配各凋查组的调查户数。这次调查时间为5天。从调查个案中,我们可以对沦陷时期北平郊区农民的生产力状况、捐税状况和生活情况有具体的了解。
  调查显示,当时北平农民进行生产使用的农具多达30余种,主要是锄、耙、铁铲、犁、礅子、粪砌子等比较原始的工具,生产力水平很低。百泉庄虽以水田产稻甚丰着称,但所收获的稻米除须先缴租、"充作自家食粮及留作种子外,出卖之量,颇为稀少且无定期也"。例如第一保第五甲第七户王万中一家4口人专事农业,均不识字,有草顶民房5间。农产物的年收入410元;一年支出佃租95元,税、诸公课等一年220元,生活费450元;须支出720元,生活显然是入不敷出。调查者说:"该户主妇因正临褥,所谓暗房,未便入内,故与该户户主立于院稿之外交谈;其家计盖甚窘。"
  因上述调查和报告均为日伪满铁方面、新民会等官方的调查结果,因此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我们还是能从农民的生产和收支状况看到一些真实的情况。顺义新民会曾这样描述农民的生活:"年景较好,尚能自给,惟民国二十六年事变后,灾祸频仍,兼之贼匪骚扰,人民流离失所,未能安居乐业,是以百物腾贵,农民购买力薄弱,生活日趋困难,颇显不景气之状况焉" 。"灾祸频仍,兼之贼匪骚扰,人民流离失所"确合乎实情。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曾组织考察团调查平北地区对敌负担的项目与数目,它们分别是户别捐、特务捐、雇夫费、家具费、门牌捐、甲务费、联乡费、报纸费、木材砖费、地亩捐、大车捐、城防捐、居援会(支应敌人机关)费、恤金费、讨伐费、契约附加捐、并团费,以上一般地区都有。此外有些地方还有屠杀捐、照相捐、油盐菜费、军用粮军柴费。这些项目在负担中还算少数,更多的无法统计的是敌伪的敲诈,强迫"送礼、慰劳"的负担。 诚如《庸报》一篇文章所说:"例如就现在农民之负担而言,据敝人所得之确实资料,较事变前已增加至二三十倍,每亩
  至少亦有三四十元。又因种种贼匪官匪亦在内之横行,农民虽劳动亦难有收获。赚钱愈多,被榨取得亦愈多,而且对于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保障之地方,在多有于此种危险之政治的、社会的地盘上,欲求其达到增产目的,能否实现?吾人对于一切事务,不应仅自一方面着想,吾等应立于农民之立场,更应假定自己即为一农民,然后再考虑一切,此实一先决条件也。"
  本文略述了北平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对平郊农业主要是粮食、棉花的经营政策、过程和实施效果。事实证明,日伪农业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战争服务和巩固殖民统治服务的。因此,尽管日伪当局在农业的生产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在中国这个被压迫的国家人民面前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北平农村合作社的数量不多和对农业的影响不大;棉粮的种植、收购政策又极端伤农,农户普遍破产,生活极度贫苦,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给北平的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日本企图通过农业统制,在华北"建立后方兵站基地"的目的自然未能得逞。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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